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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一种文化核心思想的体现,及其不同译本研究

时间:2020-01-06 15:09

  于晓非,1985-2015年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现任净名文化教育公益促进会(筹)名誉会长,喜马拉雅FM2017年度历史人文类十大节目“于晓非《金刚经》导读”主播。

印度佛教史一般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与金刚乘佛教。在不同的时期,其所依据的佛典、信仰的对象、修持的方法,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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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汉传佛教的主要特色。大乘佛教所依据的根本是般若理论,其经典依据是般若经典。唐代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即是这类经典的集大成者。该经汉译本有十六会、二十万颂、六百卷,篇幅卷帙之庞大,为一切汉译佛典之首。而其中第九会《金刚经》,全文三百颂,文约义深,实为《大般若经》之核心内涵。

南京大学王月清教授

  于晓非教授  

在中国佛教史,《金刚经》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佛教在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只有这部《金刚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中国历史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持诵这部《金刚经》。

佛法东传,佛教与中国文化撞击和交融,伴随着印度佛教经籍的不断译介、阐释的进程。在传介到中土的大量佛教经典中,《金刚经》是译介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经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金刚经》与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南华经》并列视为释儒道三家的宗经宝典。

  《金刚经》是一部重要的佛经;这个导读课程有两个目的:第一,我们要通过逐字逐句地学习《金刚经》的经文,来如实地传达理解《金刚经》的法义,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也不仅仅局限于《金刚经》,我们要借讲《金刚经》的这个机会,完整、系统地梳理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框架。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能够对大乘佛法的理论体系、修证体系,有个全面的了解。

唐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把这部《金刚经》与《道德经》、《孝经》一起颁行天下,以这三部经典分别代表佛、道、儒三家,从此《金刚经》正式成为了皇家钦定的中国佛教的代表性经典。

就中国佛教宗派内部而言,隋唐以后天台、三论、法相、华严诸宗都十分崇奉《金刚经》,各宗领袖都结合宗义,写下了不少有关《金刚经》的注疏。禅宗六祖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从此中国禅宗与《金刚经》结下不解之缘。《金刚经》与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必要了解《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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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一位不识一字的樵夫因为听闻《金刚经》而豁然开悟,又依据《金刚经》而得到传法印证。慧能成为禅宗五祖弘忍的衣钵弟子,不久中国禅宗开始兴盛。从此,《金刚经》在中国平民百姓之间也得到了广泛推崇。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为最刚硬的金属,是金中之精坚者,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般若”为音译,意思是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波罗蜜”也是音译,是“到彼岸”的意思。该经经名的全部含义就是说,以金刚般的无坚不摧、无障不破的般若智慧对治一切虚妄执著,达到对实相的理解,得到解脱,到达彼岸。

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  

《金刚经》的中文本,在中国历史上共有六位高僧翻译过。如果包括已失传或不完整的,前后应该共有九个译本,现在存留的六位译师的七种《金刚经》中译本。在它们的翻译过程中,分别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护持与推广。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相当于唐代高僧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的十六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第九会“金刚能断分”,被视为般若类经典的总纲。般若类经典的主要思想是讲诸法“性空幻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假而不实,本身没有一个恒常自在的自性,所以“性空”,然而自性虽空,因缘关系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事物并非绝对地不存在,并非虚无,只是幻化不实而已,所以叫“幻有”。一切诸法本性空寂,非生非灭,非一非异,无取无舍,无我无所,所以只有以深广无边的般若智慧,洞见宇宙万物的真实相状、本来面目,无住无著,广破见执,显诸实相,才能真正契合世界的实相,得到解脱。般若类理论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因而被历代高僧称之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般若思想也成为大乘佛教的共通思想。

  佛教诞生于印度,她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我们人类文明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伟人。近代,德国有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这位先生是“轴心时代”这个命题的提出者,他总结过去三千年人类文明史: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最大?影响力最深远?他得出的结论是有四位圣者对人类的文明影响最深远。哪四位呢?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如果你是佛教徒,当然要对释迦牟尼的思想有个全面完整的理解,即便不是佛教徒,对这样一位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对佛教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也应该有所了解。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先后迎请和护持鸠摩罗什译出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宣武帝礼请和护持菩提流支译出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梁武帝与南陈梁安太守迎请和护持真谛译出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礼请和护持笈多译出了《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太宗礼请和护持玄奘译出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武则天迎请和护持义净译出了《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吕澂先生认为,在所有的大乘经典中,般若类经典出现得最早,在各种各样的般若类经典中,又以《金刚经》出现得最早。在中国,历代僧俗各界都对《金刚经》倍加重视,所以它曾多次被译出,现存的主要译本有:

  《金刚经》全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教诞生于印度,其思想是用印度的语言文字来记载传承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学习佛教,第一件事就是经典的翻译。《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要典,因此佛教史上,很多佛学大师、翻译家争相翻译《金刚经》。当然,大浪淘沙,译得好的,就留下了,译得不好的,就被时代淘汰了。目前,《大藏经》中保存的《金刚经》汉译本,一共有六部,其中鸠摩罗什译本、玄奘译本和义净译本,公认是译得最好的译本。从流传的广度来说,鸠摩罗什译本独占鳌头。

这六位译师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翻译家,而且其中五名也是中国佛教思想上重要学派的开创者。后秦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的般若、三论思想的开创者,元魏菩提流支是中国佛教的地论宗的开创者,梁陈时期真谛是中国佛教的摄论宗的开创者,唐朝玄奘是中国佛教的法相唯识宗的开创者,唐朝义净是中国佛教的说一切有部的开创者。虽然隋代笈多没有开创某一学派,但也是推行 “ 四教 ” 判教思想的佛学家。

姚秦印度来华高僧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金刚经》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先看《金刚经》的名字,鸠摩罗什大师把《金刚经》的名字翻译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佛经的名字大凡都是佛说,佛亲口所说,在鸠摩罗什的《金刚经》译本当中,第十三段有这样的经文:

现依译经年代顺序,将这六位译经大师的《金刚经》中译本介绍如下:

北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一、后秦鸠摩罗什译本

陈天竺三藏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中的原文,也就是说鸠摩罗什大师把《金刚经》的名字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佛说。因此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名字。更重要的是,在这部经的名字当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般(bō)若(rě)”,还有一个词:“波罗蜜”。“般若”和“波罗蜜”是大乘佛教的几个核心词汇当中的两个;所谓核心词汇,就是最能够传达这个思想的精髓的词汇,说得通俗一点,你不知道“般若”,不知道“波罗蜜”是什么,就等于不知道大乘佛法是什么。从《金刚经》的这个名字来看,《金刚经》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这个法门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们下面就讨论“般若”和“波罗蜜”。

该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译出时间虽有数种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是弘始四年在长安翻译的。该译本民间常见有5176 字与5180 字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在第八分最后一句的“是名佛法” 四个字,前一个版本无此4 字,后一个版本有此4 字。一般认为,应该选用有这4 字的5180 字版本,因为其它中译本、梵文本都有这4 字。

隋南印度三藏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先讲“波罗蜜”。这是一个音译词,它是梵文词“pārami”这个词的音译。因此首先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词是音译而不是意译?大家看《金刚经》的不同译本,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义净法师,对这个词都是音译而不意译,佛教里有不少的词语都是音译,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意译而音译?玄奘大师后来总结,有五种情形,只音译,不意译:

该译本的译文因为用词简洁流畅,在中国流传最广。许多受中国影响的佛教国家,诸如日本、韩国等,至今仍然主要流通使用这个译本,在欧美的几个英译本也是依据这个中文译本翻译过去的。

唐三藏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第一种情形,叫做“秘密,故不译”。也就是说是一些秘密的语言,比如说真言、咒语,她只是借助音声来传递能量、传递信息,她并不需要你了解她的真实的意思,所以,真言、咒语只音译不意译。

二、元魏菩提流支译本

唐三藏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第二,“多义故不译”,就是这个梵文词里有多重含义,我们很难选择其中一个含义来翻译,如果那样翻译的话、那样意译的话,会挂一漏万。

该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菩提流支于永平二年在洛阳翻译的,根据《大正藏》236 号的原经后注说明,该译本是菩提流支的第一个译本,取自《大正藏》1511 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中的菩提流支译本。而原来单独译出的本子已经失传。从内容及译文来看,这个译本与鸠摩罗什译本比较接近,受其影响很大。

今有清代同治十一年金陵刻经处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六译》行世。

  第三,“此无故不译”,也就是这个梵文词所表达的事物,所表达的法义,在我们中国没有,没有一个词跟它去对应,所以这种词往往是音译不意译。

《大正藏》 236 号收有《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本》后面另附一个版本,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菩提流支的第二译本,该译本与《大正藏》237 号《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的内容非常接近,翻译用词也完全相同。

历史上《金刚经》虽有以上六个译本,但最为流行的,还是鸠摩罗什的译本。需要指出的是,唐三藏玄奘的译本,是他所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中的一部分,并非专门另译,后来唐代长安崇福寺律宗高僧智升将其单独分出流行。后世通常所说的《金刚经》一般是指鸠摩罗什所译的本子。

  第四,“顺古故不译”,顺古就是顺从古人的翻译,过去人们已然在这个词上是音译了,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词的音译,所以我们就不再意译,而是继续保持音译。

该流支本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罗什本与流支本一的译法。相对于另二者,该流支本二内容较长,比较完整。一般认为,其原因或者是罗什本与流支本一为求译文简洁,省略了一些重复的经文,或者是流支本二所依据梵文本不同。

  第五,“生善故不译”,也就是出于使人们对这个词能够生起恭敬的心而不直接意译而音译。

三、梁陈真谛译本

《金刚经》全文约五千四百多字,大致内容是:

  这五种情形当中,占有一种情形,或者一种以上的情形的时候,只音译不意译。“pārami”这个词为什么音译而不意译呢?我想在这五种情形里,它占了两种情形,一种是“此无故不译”,一种是“生善故不译”;“此无故不译”,也就是在我们的汉语的原本的语言系统里面,没有一个词能够跟印度梵语中的“pārami”这个词相对应,也就是说印度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释迦牟尼先生,他特别热衷于讨论一件事儿——“pārami”,而这件事儿在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之前,在我们中国的固有的思想文化当中,在孔子那里,在老子那里,在墨子那里,在庄子那里,在孟子、荀子、韩非子那里,没有这件事情;也就是在我们固有的中国文化里面,没有一个现成的文化词语能够对应“pārami”这个梵语词,因此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都选择音译不意译,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思想方法问题。

该译本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真谛于陈天嘉三年在梁安郡翻译的。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在一块儿。日头将午,快到了吃饭的时辰,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城中去乞化,然后又将乞化而来的食物带回祗树给孤独园。饭后,释迦牟尼收起衣钵,洗完脚,铺好座位,然后端端正正坐下。这时,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世尊行礼,然后问道:如果有人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守持什么?怎样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文音译,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佛陀觉悟的最高智慧,它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具备这种觉悟就是成佛。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成就无上智慧,无上大道,即发愿成佛,这也是大乘菩萨行的全部内容和目的。

  现在国学热,很多老师都在讲国学,当然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势,我们听每位老师的课都会有自己的收获,这都没有问题。我也听过很多老师讲国学,但是当我听了很多老师讲国学以后,我发现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上,我跟很多老师有分歧。我们很多老师在讲国学的时候,他们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总是努力寻找儒家、道家、佛教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所谓的文化共性去表达这三种文化。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三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体现于这三种文化背后的某种相通的东西,甚至是相同的东西。再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三种文化背后,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老师把它归结为“心”,有的老师把它归结为“中”:说儒家讲修心、道家讲养心、佛教讲悟心,他要用一个“心”把这三种文化统一成一种文化;“中”,有的老师说,儒家讲中庸、道家讲守中、佛教讲中观,他用一个“中”字把三种文化统一起来了。在这样的老师的思想观念里面,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这三个老头儿似乎在说同一件事儿,只不过说的角度、方式有点差异而已。

该译本与《大正藏》236 号所谓《元魏留支三藏译本》非常接近。在原经后注上说,受梁武帝与地方太守之请,真谛“寻此旧经,甚有脱误” 。这里真谛认为鸠摩罗什的旧译本,“ 甚有脱误” ,因此才不得不依据梵本重新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地参考“ 婆数论释 ” 。

须菩提提出问题后,世尊感到很高兴,便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非此非彼有无双遣的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要成就无上智觉,破除一切执著,扫除一切法相。

  各位,寻找共性是千百年来我们人类思想中一个深深的文化心结,在中国尤为突出。大概从唐朝后期或宋朝,这种思想观念就很强烈了,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词,叫“三教合一”。什么叫“三教合一”?就是把儒家、道家、佛教这三种文化讲得让你听着像一家。后来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文化里又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词,叫“五教一统”,大概说“五教一统”的人,在他们的心中,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这五个老头儿似乎在说同一件事儿。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词,叫“万教归一”,也就是我们人类一切的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穆罕默德、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人类的一切思想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各位,这种寻找文化共性的思想情结,非常强烈。

四、隋朝笈多译本

释迦牟尼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如镜中的虚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闪电,瞬息即逝。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并无自性,所谓“缘起性空”,因此,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实际都不是它们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执著,这就叫“无住”。在修行实践中,能真正认识到无相之实相,能做到于世界万物都无念无系的“无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

  我现在要表个态,我认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往往并不应该表现在她与其他文化的共性上,而恰恰表现在她与其他文化的文化差异性上:差异是价值。比如说,我们共同学习佛教,那什么是佛教的核心思想?我想,就是释迦牟尼先生,他老人家究竟讲出了一个什么道理,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这个道理、这个思想,孔子没讲过,老子没讲过,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讲过,耶稣和穆罕默德没讲过,康德跟黑格尔没讲过,牛顿跟爱因斯坦没讲过,也就是释迦牟尼先生究竟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是释迦牟尼之外的一切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全没讲过的,只有释迦牟尼先生一个人讲了的;我想,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明白,才是真正把佛教讲明白了。所以我说,差异是文化的价值,差异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思想的体现,而不是共性。

该译本全称《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是笈多于开皇十年在洛阳译出的。

为了使人们真正做到“扫相破执”、“无相无住”,释迦牟尼举了很多例子用以指导人们的修行实践。释迦牟尼能使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而进入涅槃,但并没有任何众生得到解脱,因为众生之相皆为各种因缘合和而成,并非真实,只是虚妄之相;释迦牟尼的身体有三十二种优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这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仅看到这三十二相,则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因为真正的法身是无相的。

  本文由净名精舍根据喜马拉雅FM“于晓非《金刚经》导读”第001讲整理 

该译本被人们称为 “ 直译本 ” ,特点是将梵文本《金刚经》的每个字依序译成中文,并且按照原梵文字序排列。由于梵文语法与中文习惯相差许多,所以该中文译本读诵时很不通顺,经义也不容易理解。虽然这个笈多译本好像一个用 “ 中文 ” 书写的 “ 梵文本 ” ,但是对于比较了解梵文文法的专业研究人员,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释迦牟尼通过否定摒弃事物的虚幻之相,揭示出世界的真实本质,即“实相者则是非相”。如果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虚幻无自性的,就认识到了世界的真实本质、真如实相,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倘能如此,就能不“住色生心”,就能不执著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行者在扫去一切虚妄执著后,万法的真实情状、真如实相就会自然显示出来,即“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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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朝玄奘译本

释迦牟尼要求人们扫相破执,甚至要求人们对“佛法”也不应执著,认为“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经中以舟筏作喻,说明佛法只是方便设施,不应拘泥死守。释迦牟尼说他自己在燃灯佛处修行,无一法所得,所以燃灯佛为之授记,认可他修行成功。如果执著于一法,燃灯佛就不会为他授记。《金刚经》中反复强调,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要破除执相于布施,又要破除执相于修行的果位,即破除修行过程的一因一果。只有把“破执扫相”贯彻于修行的整个过程,才会体证真如,获得解脱,成就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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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译本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依历史资料记载,玄奘曾经前后两次翻译《金刚经》,分别是贞观二十二年与龙朔三年。一般认为前者可能已经失传,后者包含在《大般若经》里,是第九分的《能断金刚分》。该译本有 8208 字。

《金刚经》强调该经的般若思想是佛门修行解脱的最高智慧,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承诺如果有人信持此经,并为他人解说,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果报不可思议”。

在《慈恩传》里,玄奘特别指出梵本经名为“ 能断金刚般若” ,而鸠摩罗什等旧译本直称 “ 金刚般若” ,由于“ 旧经失上二字” ,造成非常严重的歧义。因为“ 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而分别之惑坚类金刚。唯此经所诠,无分别慧,乃能除断” ,故曰“ 能断金刚般若” 。同时也提出“今观旧经,亦微有遗漏” ,指出鸠摩罗什的旧译本有“ 三问阙一、二颂阙一、九喻阙三 ” 等遗漏问题。

该经的最后,佛说了一首偈子,作为该经思想的总结:

听了玄奘的陈述,唐太宗要求“师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众生闻之具足。然经本贵理,不必须饰文而乖义也。 ” 因此玄奘本相对于罗什本是非常重要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六、唐朝义净译本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该译本全称为《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多经》,是唐朝义净于长安三年在西明寺译出的。该译本只有 5118 个字,是所有中译本里用字最少的一本,一般认为该译本兼有罗什本与玄奘本的优点,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译本。当代谈锡永、罗时宪评述曰:“ 义净译比玄奘译后出,可能因感玄奘译文欠流畅,而罗什译文欠信实,故乃重译。六译之中,其实以义净译为最佳。可惜未能流通,真令人有珠玉在前之叹! ”

以下以罗什本与玄奘本为旧、新译的代表,对两者译文进行一些比较:

《金刚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

首先,关于经名,梵文本在该经结语时说:“是经名为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在这里经名并无 “金刚” 两字,也无“能断” 两字。

《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性空幻有”、“扫相破执”为主要内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大智度论》中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金刚经》也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罗什本的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玄奘译本的经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经名到底应该是“金刚能断” 还是“能断金刚” 呢?古人云:“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意。” 同一部经的两译经名不同,那么其全部经义也就相应不同了!

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金刚经》之所以被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众圣之所依,是因为其般若思想关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问题。

这两位最有影响的译师,之所以在经名上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译法,应该与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关。鸠摩罗什具有般若的思想,玄奘是法相唯识的大师,因此影响他们翻译的结果有所不同。前者鸠摩罗什把般若比喻为金刚,认为般若能破一切分别妄执而不为所破;后者玄奘把烦恼比喻为金刚,认为烦恼犹如金刚非常难以断除。此两者一个是以金刚喻般若,一个是以金刚喻烦恼。虽然这两种译法都能讲通,却能对信众引发出两种不同的见解与修持,其影响极为深远。

般若智慧实质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特殊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它要彻底地超越世俗的经验,否定或摆脱世俗的认识,从而认定尘世的感知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抛弃世俗的妄见妄念、妄想执著,才能证悟到佛门的真谛。

其次,玄奘针对罗什本指出的“三问阙一、二颂阙一、九喻阙一”,这应该是玄奘认为罗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遗漏” ,其内容如下: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扫执”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是获取佛门知见的基础,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进行修行实践的前提,而《金刚经》所阐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从事大乘菩萨行的理论基础。这一“般若性空”的基础理论,就佛教的“信仰”与“理解”的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理解”的问题;就佛门的“知行”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知”的问题,所以《金刚经》及其般若学说,就自然成为诸佛之母,对大乘佛教而言,《金刚经》及其思想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对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实有”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做过注疏。

“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

佛法东传,中国佛教属大乘佛教系统,自然青睐作为大乘理论基础的《金刚经》,以展开大乘菩萨行。从公元402年《金刚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首次把它译成汉文,到公元702年唐代僧人义净最后一次重译,短短三百年间,《金刚经》在中土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足见这部经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这里玄奘本是三问,罗什本是二问,因此说“三问阙一” 。

《金刚经》传入中土时,正值魏晋玄学兴起。中土学人认为般若思想方法,与玄学可以相通,互为发明,所以当时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般若经典,其程度远胜于印度。《金刚经》在中土社会,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孝经》、《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明成祖编纂《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证。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对《金刚经》崇奉有加,天台、华严、三论等竞相习诵,并按本门宗义进行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禅宗更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此法非所识,故彼不能了。”

《坛经?行由品》中有一段关于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的记载:

这里玄奘本是二颂,罗什本是一颂,因此说“二颂阙一” 。

时有一客买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都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坛经?行由品》中还直接引用《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语句,又记载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坛经?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说般若智慧法门,慧能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

这里玄奘本是九喻,罗什本是六喻,因此说 “ 九喻阙三。 ”

《坛经?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宗纲,正是《金刚经》“离相无念”、“不住于相”、“应生无所住心”等思想的发挥。

另外,除了上述“遗漏”之外,针对罗什本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等等重要词句,玄奘本也有着相当不同的译法,这些都引导着人们对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

总的说来,慧能创立的顿教法门,般若智慧是其血脉,而从佛典思想渊源来看,《金刚经》是《坛经》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金刚经》虽然以罗什本最为流行,一般信众读诵的也是罗什本,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只看罗什本,也许还不能完全把握经义,因此鸠摩罗什之后的其它译本,特别是玄奘本非常值得认真参照研读。受不同底本与译者影响,《金刚经》各译本之间有的地方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罗什本以后的其它几个译本在词句内容上相对更接近玄奘本。因此如果只去读诵、研究单一的罗什本,无论是信众还是学者,也许并不一定能全面准确地去理解经义。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学中体现其元典精神和思想价值,从中国文化史的视野来看,它的影响关涉到僧俗各界,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玄奘本与罗什本相比较而言,一般认为罗什本的词句优美,玄奘本的经义信实。一千三百多年以来,中国汉传佛教一直是在流通与注解罗什本,而对玄奘本基本上轻视忽略。实际上,无论这两个译本,还是其它的几个译本,在词句优美与经义信实上各有所长,今人应该兼收并蓄,广读同参。

《金刚经》不仅是中国佛教的一部经典,而且也成为了世界佛教的一部经典。在中国,《金刚经》还有藏文本、蒙文本、满文本等等。在世界上,《金刚经》还保存着几种梵文本,已有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日文本、韩文本、印尼文本等等。古今中外有关《金刚经》的各种注释、研究,更是浩翰无边,《金刚经》真正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文化精品,值得认真地去进行研究。

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刚经》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近代和当代,寺院僧人日常课颂和讲经说法,都依此经。在民间,连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可以随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刚经》。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金刚经》应验、感应故事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劝善化导的重要形式。

在汉唐社会,《金刚经》常被不少僧俗用以为祈福禳灾、奖善惩恶的法宝,他们收集各种信受奉持《金刚经》而获得功德报应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分类辑要,以证明尊奉《金刚经》有延寿、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脱难、如愿等效应,一方面让人们加强佛教信仰,一方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恶从善。

唐代孟献忠撰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按诵持《金刚经》而能获得的应验和利益,分为救护、延寿、灭罪、神力、功德、诚应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七十则。

唐代段成式撰的《金刚经鸠异》也是同样性质的应验记,收入了以中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二十一则。其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叫赵安的平民,一次在野外行走,看见一座坟墓边放着衣物,赵安以为这是无主的东西,就捡回家送给妻子。邻居知道后,到官府告他偷盗财物,赵安不承认,官府大怒,安排大刑伺候,然而刑具加身就断为数截,赵安却安然无恙,施刑者问他使了什么法术,赵安说:“唯念《金刚经》。”官府甚为惊异,只好将他释放了。

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持诵金刚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等著作,都反应了《金刚经》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情况及其化导世俗的功能。

如果说各类《金刚经》应验记说明该经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各种以《金刚经》为题材的文化艺术形式足以说明该经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和地位。

伴随着《金刚经》的传播,中国古代印刷、雕刻、绘画、文学、书法等文化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木刻本;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

此外,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所书写的《金刚经》手迹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金刚经》论疏中的诗词美文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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